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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春:与孟子同时代的人,纵横家。公孙衍:战国时期魏国人,纵横家。曾在秦国为相,又曾佩五国相印。张仪:战国时期魏国人,纵横家,秦惠王时为相,游说六国连横以服从秦国。诚:真正,确实。大丈夫:指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惧:害怕。安居:安静。熄:同“息”,平息,指战火熄灭,天下太平。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yí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是:这,这个。焉:怎么,哪里。子:你。未学:没有学。之:“丈夫之冠也”及下文“女子之嫁也”中的“之”都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不译。丈夫之冠: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则举行加冠礼,叫做冠。古人二十岁既为加冠。父命之:父亲给予训导;父亲开导他。命:教导、训诲。母命之:母亲给予训导。嫁:出嫁。往:去,到。戒:告诫。女(rǔ):同“汝”,你。必敬必戒;必:一定。敬:恭敬。戒:留神,当心,谨慎。违:违背。乱:扰乱。夫子:旧时称自己的丈夫。以:把。顺:顺从。为:作为。正:正理,及基本原则。道:方法。居天下之广居:第一个“居”:居住。第二个“居”居所,住宅。广居、正位、大道:朱熹注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立:站,站立。正:正大。大道:光明的大道。得:实现。志:志向。由:遵循。独行其道:独自走自己的道路。独:独自。行:这里是固守;坚持的意思。道:原则,行为准则。淫:惑乱,迷惑。使动用法。移:改变,动摇。使动用法。屈:屈服。使动用法。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有志气、有作为、有节气的男子吗?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居家中,天下就太平无事。”
  景春:与孟子同时代的人,纵横家。公孙衍:战国时期魏国人,纵横家。曾在秦国为相,又曾佩五国相印。张仪:战国时期魏国人,纵横家,秦惠王时为相,游说六国连横以服从秦国。诚:真正,确实。大丈夫:指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惧:害怕。安居:安静。熄:同“息”,平息,指战火熄灭,天下太平。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yí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说:“这哪里能算是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的丈夫的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做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能实现理想时,就同人民一起走这条正道;不能实现理想时,就独自行走在这条正道上。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操守动摇,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作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
  是:这,这个。焉:怎么,哪里。子:你。未学:没有学。之:“丈夫之冠也”及下文“女子之嫁也”中的“之”都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不译。丈夫之冠: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则举行加冠礼,叫做冠。古人二十岁既为加冠。父命之:父亲给予训导;父亲开导他。命:教导、训诲。母命之:母亲给予训导。嫁:出嫁。往:去,到。戒:告诫。女(rǔ):同“汝”,你。必敬必戒;必:一定。敬:恭敬。戒:留神,当心,谨慎。违:违背。乱:扰乱。夫子:旧时称自己的丈夫。以:把。顺:顺从。为:作为。正:正理,及基本原则。道:方法。居天下之广居:第一个“居”:居住。第二个“居”居所,住宅。广居、正位、大道:朱熹注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立:站,站立。正:正大。大道:光明的大道。得:实现。志:志向。由:遵循。独行其道:独自走自己的道路。独:独自。行:这里是固守;坚持的意思。道:原则,行为准则。淫:惑乱,迷惑。使动用法。移:改变,动摇。使动用法。屈:屈服。使动用法。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对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载(zài)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qí)阳阳,和铃央央。鞗(tiáo)革有鸧(qiāng),休有烈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gài)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hù)。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bǐ)缉熙于纯嘏(gǔ)。
载:始。辟王:君王。指周成王。曰:同“聿”,发语词。厥:其。章:典章法度。指车服礼仪之文章制度。龙旂:画有蛟龙图案的旗,旗竿头系铃。阳阳:鲜明。一说即“扬扬”,旗飘动飞扬之貌。和:挂在车轼(扶手横木)前的铃。铃:挂在旂上的铃,一说挂在车衡上的铃。央央:铃声和谐。鞗革:马缰头的铜饰。有鸧:鸧鸧,铜饰美盛貌。一说铜饰相击之声。休:美。有:同“又”。烈光:光亮。率:带领。昭考:皇考。此处指周武王。孝、享:都是献祭的意思。介:通“匄(gài)”。求。永言:即“永焉”,长久貌。言,语助词。思:发语词。皇:大。祜:福。烈文:辉煌而有文德。烈,有武功。辟公:指诸侯公卿。绥:安抚。一说赐也。俾:使。缉熙:光明,显耀。纯嘏:大福,美福。
参考资料:
载(zài)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qí)阳阳,和铃央央。鞗(tiáo)革有鸧(qiāng),休有烈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gài)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hù)。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bǐ)缉熙于纯嘏(gǔ)。
诸侯初次朝周王,求赐王朝新典章。蛟龙旗帜随风扬,车上和铃响叮当。马辔铜饰光灿灿,美丽饰物闪光芒。相率拜祭先王灵,孝敬祭品请神享。祈求神明赐长寿,保佑日子用安康,赐予幸福无穷量。文武兼备诸侯公,先王赐予你多福,使你事业永辉煌。
载:始。辟王:君王。指周成王。曰:同“聿”,发语词。厥:其。章:典章法度。指车服礼仪之文章制度。龙旂:画有蛟龙图案的旗,旗竿头系铃。阳阳:鲜明。一说即“扬扬”,旗飘动飞扬之貌。和:挂在车轼(扶手横木)前的铃。铃:挂在旂上的铃,一说挂在车衡上的铃。央央:铃声和谐。鞗革:马缰头的铜饰。有鸧:鸧鸧,铜饰美盛貌。一说铜饰相击之声。休:美。有:同“又”。烈光:光亮。率:带领。昭考:皇考。此处指周武王。孝、享:都是献祭的意思。介:通“匄(gài)”。求。永言:即“永焉”,长久貌。言,语助词。思:发语词。皇:大。祜:福。烈文:辉煌而有文德。烈,有武功。辟公:指诸侯公卿。绥:安抚。一说赐也。俾:使。缉熙:光明,显耀。纯嘏:大福,美福。
参考资料: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