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社: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土神。“稷”,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谷神。“社”、“稷”连言,则用以代指国家。 等:等级。这里泛指各种带有等级的国家制度。封爵之誓:汉高祖封侯时有约誓,欲使功臣所得爵位世代相传。誓词以丹色刻写在铁券上,即所谓“丹书铁券”。 河:黄河。“带”,衣带。“使河如带”,使黄河变成衣带一般狭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此来譬喻久远。厉:磨刀石。“泰山若厉”,使泰山变成磨刀石一样短小,这同“使河如带”一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句意在表示久远。 爰:音yu2n,乃,于是。“苗裔”,子孙后代。“爰及苗裔”,此四句誓词《困学纪闻》十二引《楚汉春秋》作“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根本:指汉高祖时期始受封的功臣。枝叶:指功臣侯者的后裔。“陵夷”,衰颓。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余:我。“读高祖侯功臣”,阅读高祖对功臣进行封爵的记载。这种记载,即是当时的侯籍。 异哉所闻:此谓异于下文提到的《尚书》、《春秋》记载的情况,并不是异于“使河如带,泰山若厉”云云之意。 《书》:即《尚书》。“协和万国”,语出《尚书·尧典》。《尧典》作“协和万邦”。“邦”改作“国”,避汉高祖刘邦讳。幽:周幽王,周宣王之子,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在位期间,为政昏乱,被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厉”,周厉王,周夷王之子。执政期间,剥削繁苛,压制舆论,公元前八四一年,国人暴动,厉王出奔彘(在今山西霍县),十四年后死于彘。事迹详见本书《周本纪》。唐虞:即陶唐氏和有虞氏,皆为传说时期的远古部落,其首领前者是尧,后者是舜。 <14>“蕃”,与“藩”字通,屏障的意思。 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据表间所列,高祖功臣侯者一百三十七人,另有王子四人,外戚二人,共一百四十三人。实际上,高祖功臣受封为侯的,本表尚有漏载者。 萧、曹、绛、灌:指萧何、曹参、绛侯周勃、灌婴。太初:汉武帝年号,凡四年,时当公元前一○四年至前一○一年。 见:与“现”字同。“见侯五”,指平阳侯曹宗、曲周侯郦终根、埤山侯仁、戴侯秘蒙、谷陵侯冯偃。 秏:与“耗”字同,意为无、尽。 罔:与“网”字同,法网。“少”,稍略,略微。 兢兢:小心谨慎。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绲:与“混”字通。
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正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表明有功劳的臣子会封侯,像萧何,曹参等等。太史公说,古时人臣的功绩有五等:依靠仁德安定国家的称“勋”;依靠出谋划策的称“劳”;借助武力的称“功”;明确功劳等级的称“伐”;凭借资历长短的称“阅”。我朝的封爵誓词上讲:“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泰山平的象磨刀石了,你们的封国也会永远安宁,还要把对你们的恩泽延及给后代。”朝廷最初不是不想稳固这些功臣们的根本,但那些枝枝叶叶却渐渐的衰微了。
社: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土神。“稷”,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谷神。“社”、“稷”连言,则用以代指国家。 等:等级。这里泛指各种带有等级的国家制度。封爵之誓:汉高祖封侯时有约誓,欲使功臣所得爵位世代相传。誓词以丹色刻写在铁券上,即所谓“丹书铁券”。 河:黄河。“带”,衣带。“使河如带”,使黄河变成衣带一般狭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此来譬喻久远。厉:磨刀石。“泰山若厉”,使泰山变成磨刀石一样短小,这同“使河如带”一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句意在表示久远。 爰:音yu2n,乃,于是。“苗裔”,子孙后代。“爰及苗裔”,此四句誓词《困学纪闻》十二引《楚汉春秋》作“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根本:指汉高祖时期始受封的功臣。枝叶:指功臣侯者的后裔。“陵夷”,衰颓。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我读了有关高祖给功臣们的封侯的史料,考察了功臣侯们初次受封及他们后嗣失掉侯位的因由,认为,这真是和我所听到的传闻不一样!《尚书》说:“各个邦国都应协调和睦”,直到夏、商时代,有的邦国竟经历了几千年。周朝分封了八百个诸侯,经幽王、厉王之后,在《春秋》的记载上还能见的到。《尚书》上记载了唐尧、虞舜时的侯伯,经历夏、商、周三代的千余年,仍然保全着自己的地位而屏卫着天子。这难道还不是因为他们深信仁义,遵奉君主的法令吗?汉朝兴起了,受到分封的功臣一百多人。当时天下刚刚安定,以前那些大城名都的人口离散逃亡,可以统计的户口不过原来的十之二三,因此,大侯的封户不过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以后几代,民众们都回归故乡了,户口才日益繁衍起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这些人的后裔有的封户达到了四万,小侯的封户也增加了一倍,财产也象这样不断积累,他们确实富裕厚足了。于是,这些人的子孙骄傲自满了,忘记了自己祖先创业的艰难,干起了荒淫邪恶的勾当。从开始受封到太初时只有百余年的时间,而原来的侯爵保持至今的只剩下五家,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丧命亡国,一下子就全完了。这由国家法网渐渐严密的缘故,然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当世的禁令啊!
余:我。“读高祖侯功臣”,阅读高祖对功臣进行封爵的记载。这种记载,即是当时的侯籍。 异哉所闻:此谓异于下文提到的《尚书》、《春秋》记载的情况,并不是异于“使河如带,泰山若厉”云云之意。 《书》:即《尚书》。“协和万国”,语出《尚书·尧典》。《尧典》作“协和万邦”。“邦”改作“国”,避汉高祖刘邦讳。幽:周幽王,周宣王之子,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在位期间,为政昏乱,被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厉”,周厉王,周夷王之子。执政期间,剥削繁苛,压制舆论,公元前八四一年,国人暴动,厉王出奔彘(在今山西霍县),十四年后死于彘。事迹详见本书《周本纪》。唐虞:即陶唐氏和有虞氏,皆为传说时期的远古部落,其首领前者是尧,后者是舜。 <14>“蕃”,与“藩”字通,屏障的意思。 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据表间所列,高祖功臣侯者一百三十七人,另有王子四人,外戚二人,共一百四十三人。实际上,高祖功臣受封为侯的,本表尚有漏载者。 萧、曹、绛、灌:指萧何、曹参、绛侯周勃、灌婴。太初:汉武帝年号,凡四年,时当公元前一○四年至前一○一年。 见:与“现”字同。“见侯五”,指平阳侯曹宗、曲周侯郦终根、埤山侯仁、戴侯秘蒙、谷陵侯冯偃。 秏:与“耗”字同,意为无、尽。 罔:与“网”字同,法网。“少”,稍略,略微。 兢兢:小心谨慎。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生活在今世,记住古代的道理是要把它当作镜子来对照自己,可不一定今天就与古代完全一样。帝王们完全可以制定不同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主要还是以成就功业为原则,岂能完全一样?观察功臣侯门为什么受到尊荣恩宠和为什么受到废黜羞辱,也是当今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何必非得古代的传闻!在此,我考察了功臣侯们的始末,把关于他们的文献改列成下表,其中有有些没能完全弄清本末之处。不过,以后如果有人想继续推究和说明其中的道理,这个表还是可以参阅的。
绲:与“混”字通。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