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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西都赋》与《东都赋》合称《两都赋》。此赋学习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为赞美、夸耀之词。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此赋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因为此赋写长安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班固此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骃、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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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始举孝廉(lián)，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wǔ)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孤：古代王侯自谦之称。曹操当时任丞相，封武平侯，故此自称。孝廉：汉代从汉武帝开始，规定地方长官按期向中央推举各科人才，分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听候使用，东汉时每年由各郡、国从二十万人中荐举一人，曹操被举为孝廉时才二十岁。孝指善事父母，廉指清廉方正。岩穴知名之士：指隐居而有名望的人。岩穴：山洞石室。海内人：这里主要指世家豪族。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故被轻视。郡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太守。政教：行政和教化。世士：世人。在济南：曹操于中平元年（184年）为济南国相，职位相当于太守。济南国辖境在今山东济南一带。除残去秽：曹操任济南国相时，下属官吏多趋附权贵，贪赃枉法。曹操奏请撤免八个县官，下令捣毁六百多所祠庙，严禁祭祀鬼神，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近臣。违迕：违背、触犯。诸：之于。常侍：也称中常侍，皇帝的侍从近臣，掌管宫廷文书和传达皇帝命令。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shào)，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qiáo)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bì)，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年纪尚少：曹操任济南相期满，朝廷调他为东郡太守。他托病辞官还乡，年方三十来岁。同岁：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人。谯：今安徽亳县。曹操的故乡。精舍：古人认为心是精神所居之处，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讲学的学社，后来也指出家人修炼的场所为精舍，精舍多指此意。底下之地：低洼之地，指瘠薄的土地。泥水自蔽：意谓老于荒野，不求闻达。
后徵(zhēng)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biàn)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都尉：官名，管军事，官阶相当于太守。典军校尉：武官名，掌管近卫兵，多由皇帝亲信担任。188年（中平五年），汉灵帝刘宏建立西园军，设置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讨贼：指讨伐地方军阀和镇压农民起义军。征西将军：东汉时授征西将军的有四人，他们对东汉王朝都立过功劳。曹操借此述志，表示愿做东汉王朝的功臣。董卓之难：董卓原是凉州（今甘肃、宁夏一带）豪强，灵帝时任并州（今山西太原）牧。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为了消灭宦官，召董卓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董卓自封都尉和相国，操纵朝政。各州郡起兵反对，成立讨卓联军。兴举义兵：指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都自称“义兵”。汴水之战：初平元年（190年），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声称讨董，实各怀私利，又怕董卓兵强，不敢先进。曹操独率军西进，与董卓部将徐荣在荥阳的汴水（今名索河，在河南省荥阳县西南）一带交战，因兵少无援失败。曹操本人被流矢所中，连夜逃走。扬州更募：曹操汴水战败后，与夏侯惇等到扬州重新召募兵丁。东汉末年，扬州的州治在今安徽省合肥，辖今江苏、安徽一带。
后领兖(yǎn)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jiàn)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jǔ)，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xiāo)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兖州：东汉十三州之一，辖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袁术：字公路，袁绍的异母弟，九江郡太守，东汉末年江淮一带世族豪强大军阀。僭号：盗用皇帝称号。九江：郡名，辖今江苏、安徽省南部和江西省。露布：布告，宣示。禽：同“擒”。解沮：瓦解崩溃。袁绍：字本初，袁术之兄。枭：即枭首，斩首而悬之示众。刘表：字景升，汉皇族鲁恭王刘余的后代，东汉末豪强军阀。献帝初平（190—193年）年间任荆州刺吏。乍前乍却：忽前忽后。意喻投机。当州：当地，即荆州，辖今湖北、湖南等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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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始举孝廉(lián)，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wǔ)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让世上的人都清楚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因而被豪强权贵所恨，我恐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所以托病还乡了。
孤：古代王侯自谦之称。曹操当时任丞相，封武平侯，故此自称。孝廉：汉代从汉武帝开始，规定地方长官按期向中央推举各科人才，分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听候使用，东汉时每年由各郡、国从二十万人中荐举一人，曹操被举为孝廉时才二十岁。孝指善事父母，廉指清廉方正。岩穴知名之士：指隐居而有名望的人。岩穴：山洞石室。海内人：这里主要指世家豪族。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故被轻视。郡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太守。政教：行政和教化。世士：世人。在济南：曹操于中平元年（184年）为济南国相，职位相当于太守。济南国辖境在今山东济南一带。除残去秽：曹操任济南国相时，下属官吏多趋附权贵，贪赃枉法。曹操奏请撤免八个县官，下令捣毁六百多所祠庙，严禁祭祀鬼神，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近臣。违迕：违背、触犯。诸：之于。常侍：也称中常侍，皇帝的侍从近臣，掌管宫廷文书和传达皇帝命令。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shào)，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qiáo)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bì)，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为孝廉的人相等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学社，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年纪尚少：曹操任济南相期满，朝廷调他为东郡太守。他托病辞官还乡，年方三十来岁。同岁：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人。谯：今安徽亳县。曹操的故乡。精舍：古人认为心是精神所居之处，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讲学的学社，后来也指出家人修炼的场所为精舍，精舍多指此意。底下之地：低洼之地，指瘠薄的土地。泥水自蔽：意谓老于荒野，不求闻达。
后徵(zhēng)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biàn)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我被征召做了都尉，又调任典军校尉，心里就又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了。希望得到封侯，当个征西将军，死后在墓碑上题字说：“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乱，各地纷纷起兵讨伐。这时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马，然而我却常常裁减，不愿扩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意气骄盛，要与强敌抗争，就可能重新引起祸端。所以汴水之战时，我部下只有几千人，后到扬州再去招募，也仍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很有限。
都尉：官名，管军事，官阶相当于太守。典军校尉：武官名，掌管近卫兵，多由皇帝亲信担任。188年（中平五年），汉灵帝刘宏建立西园军，设置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讨贼：指讨伐地方军阀和镇压农民起义军。征西将军：东汉时授征西将军的有四人，他们对东汉王朝都立过功劳。曹操借此述志，表示愿做东汉王朝的功臣。董卓之难：董卓原是凉州（今甘肃、宁夏一带）豪强，灵帝时任并州（今山西太原）牧。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为了消灭宦官，召董卓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董卓自封都尉和相国，操纵朝政。各州郡起兵反对，成立讨卓联军。兴举义兵：指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都自称“义兵”。汴水之战：初平元年（190年），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声称讨董，实各怀私利，又怕董卓兵强，不敢先进。曹操独率军西进，与董卓部将徐荣在荥阳的汴水（今名索河，在河南省荥阳县西南）一带交战，因兵少无援失败。曹操本人被流矢所中，连夜逃走。扬州更募：曹操汴水战败后，与夏侯惇等到扬州重新召募兵丁。东汉末年，扬州的州治在今安徽省合肥，辖今江苏、安徽一带。
后领兖(yǎn)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jiàn)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jǔ)，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xiāo)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后来我担任兖州刺史，击败了黄巾农民军，收编了三十多万人。再有袁术在九江盗用皇帝称号，部下都向他称臣，改称城门为建号门。衣冠服饰都按照皇帝的制度，两个老婆预先抢着当皇后。计划已定，有人劝说袁术立即登基，向天下人公开宣布。袁术回答说：“曹公尚在，还不能这样做。”此后我出兵讨伐，擒拿了他的四员大将，抓获了大量部属，致使袁术势穷力尽，瓦解崩溃，最后得病而死。待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势强盛，我估计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能和他匹敌；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为正义而牺牲，这样也足以留名后世。幸而打败了袁绍，还斩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包藏奸心，忽进忽退，观察形势，占据荆州，我又平息了他，才使天下太平。自己当上了宰相，作为一个臣子已经显贵到极点，已经超过我原来的愿望了。
兖州：东汉十三州之一，辖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袁术：字公路，袁绍的异母弟，九江郡太守，东汉末年江淮一带世族豪强大军阀。僭号：盗用皇帝称号。九江：郡名，辖今江苏、安徽省南部和江西省。露布：布告，宣示。禽：同“擒”。解沮：瓦解崩溃。袁绍：字本初，袁术之兄。枭：即枭首，斩首而悬之示众。刘表：字景升，汉皇族鲁恭王刘余的后代，东汉末豪强军阀。献帝初平（190—193年）年间任荆州刺吏。乍前乍却：忽前忽后。意喻投机。当州：当地，即荆州，辖今湖北、湖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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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意望已过矣”，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他当时虽少年得志，但非知名之士，只想做一个郡守，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但触犯宦官利益，遭到豪强的反对。
其次，写隐居家乡的生活，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曹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同时，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本志有限。再次，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袁绍、刘表的历史功绩，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
第二部分从“今孤言此”到最后，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即明本志。“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满怀自尊、自负之意，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汉家工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曹操在维持汉末圈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曹操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首先借齐桓公、晋文公“以其兵势广、大，犹能事奉周摩”。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 “以大事小”。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用意同前。曹操借蒙恬“积信于秦三世”，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绝不会心存二志。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
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明确坚定的语气，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最后，曹操又以“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事迹来自省，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居功不傲，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重要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以表明意向，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大义凛然。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前半部分侧重叙事，后半部侧重“明志” 作者善用典故，用齐桓、晋文说明自己会“尊王攘夷”；乐毅、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用介推、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用周公的《金滕》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让文章内容充盈。在语言方面，全文直白自然，毫无雕饰之迹，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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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