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一诗 其二
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长短有常会，迟速不得辞。
斗酒当为乐，无为待来兹。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
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墙。饰巧无穷极，土木被朱光。
徵求倾四海，雅意犹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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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tì)傥(tǎng)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jué)有《国语》；孙子膑(bìn)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倜傥：豪迈不受拘束。文王拘而演《周易》：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膑脚：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此举其成数。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jī)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yuán)，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yùn)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lù)，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失：读为“佚”。愠：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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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tì)傥(tǎng)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jué)有《国语》；孙子膑(bìn)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古时候，富贵而湮没不闻的人数不胜数，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不为世俗所拘的卓异之士才能见称于后世。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能流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倜傥：豪迈不受拘束。文王拘而演《周易》：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膑脚：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此举其成数。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jī)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yuán)，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yùn)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lù)，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然而这些话只能对智者去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失：读为“佚”。愠：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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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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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