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yú)、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chú)豢(huàn)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jīn)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huì)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已:同“矣”。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眇:同“妙”。道:同“导”。
夫山西饶材、竹、旄(máo)、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fēn)、梓(zǐ)、姜、桂、金、锡(xī)、连、丹沙、犀(xī)、玳(dài)瑁(mào)、珠玑、齿、革,龙门、碣(jié)石 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qiú)、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yú)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qū)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连:同“链”,铅矿石。丹沙:同“丹砂”,矿 物名,俗称朱砂。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玑:不圆的珠子。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旃:同“毡”。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邪:同“耶”。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kuì)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xì)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qiǎng)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lǚ)天下,海岱(dài)之闲敛(liǎn)袂(mèi)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辟:同“僻”。原:同“源”。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至:犹言襁负而至。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故曰: “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zhāng),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dí)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xī)熙,皆为利来;天下壤(rǎng)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壤壤:同“攘攘”。编户:编入户口册。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yú)、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chú)豢(huàn)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jīn)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huì)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已:同“矣”。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眇:同“妙”。道:同“导”。
夫山西饶材、竹、旄(máo)、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fēn)、梓(zǐ)、姜、桂、金、锡(xī)、连、丹沙、犀(xī)、玳(dài)瑁(mào)、珠玑、齿、革,龙门、碣(jié)石 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qiú)、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yú)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qū)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连:同“链”,铅矿石。丹沙:同“丹砂”,矿 物名,俗称朱砂。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玑:不圆的珠子。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旃:同“毡”。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邪:同“耶”。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kuì)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xì)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qiǎng)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lǚ)天下,海岱(dài)之闲敛(liǎn)袂(mèi)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辟:同“僻”。原:同“源”。太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至:犹言襁负而至。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故曰: “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zhāng),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dí)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xī)熙,皆为利来;天下壤(rǎng)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 “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壤壤:同“攘攘”。编户:编入户口册。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兄弟的亲密关系就像树叶长在树枝上,朋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相亲。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谁也不是互不相干的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何况我们是枝干相连的骨肉兄弟,我和你同出于一个身体。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从前亲近的如鸳鸯,现在像是居于西方的辰星与居于东方的商星彼此出没不相逢。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
从前总是在一起,现在遥远的像北方的胡人与南方的秦国人。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在即将离别之际,越发觉得情谊日益亲切。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麋鹿遇到好草总是嗷嗷呼叫它的同伴一起来吃,它可以用来比喻我宴饮嘉宾的心情。
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
我有一樽酒,想赠给远行的兄弟。
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希望你再多留一会酌饮此酒,以叙我们平日的亲爱之意。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