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鼓吹曲二十二首 其十三 金灵运
金灵运。天符发。圣徵见。参日月。惟我皇。体神圣。受魏禅。应天命。
皇之兴。灵有徵。登大麓。御万乘。皇之辅。若阚虎。爪牙奋。莫之御。
皇之佐。赞清化。百事理。万邦贺。神祇应。嘉瑞章。恭享礼。荐先皇。
乐时奏。磬管锵。鼓渊渊。钟锽锽。奠樽俎。实玉觞。神歆飨。咸悦康。
宴孙子。佑无疆。大孝烝烝。德教被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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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轩树羽盖，乘马鸣玉珂。
足下金鑮履，手中双莫邪。
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芬葩。
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
簪珥或堕落，冠冕皆倾斜。
留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
译文注释
文轩树羽盖，乘马鸣玉珂。
文轩：有彩饰的车。珂：马勒上的装饰。
足下金鑮履，手中双莫邪。
金鑮履：贴金箔的鞋子。莫邪：春秋时吴国的宝剑。
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芬葩。
芬葩：盛多的样子。
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
素蚁：酒上的浮沫。
簪珥或堕落，冠冕皆倾斜。
珥：女子耳上饰物。
留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
信宿：再宿。
赏析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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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chán)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shòu)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治：政治清明，即治世。乱：乱世。运：国运。穷达：困窘与显达。贵：地位显赫。贱：贫贱。时：时机，机会。自合：自然在一起。相亲：相互亲近。介：介绍。玄同：默契。合符：义同“玄同”。告：觉，使之觉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shēn)氏之媵(yìng)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yú)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zhuō)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pèi)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lù)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shì)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hàn)。”运命之谓也。
里社鸣而圣人出：迷信说法。李善注引《春秋·潜潭巴》：“里社明，此里有圣人出。其呴，百姓归，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鸣，则教令行，教令明，惟圣人能之也。呴，鸣之怒者。圣人怒则天辟亡矣。汤起放桀时，盖此祥也。”里社，古代里中祀土地神之处。里社鸣，指里社有人鸣，鸣之者即带头起事者，亦即圣人。伊尹：商汤时大臣。阿衡：官名，犹后代宰相。太公：即太公望姜子牙。尚父：周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大夫。张良：汉高祖刘邦重要的谋士。黄石之符：李善注引《黄石公记序》：“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又引《河图》：“黄石公谓张良曰：读此，为刘帝师。”三略：即《太公兵法》，分上中下《三略》。陈、项：陈涉、项羽。沛公：刘邦。四贤：指以上伊尹、太公、百里奚、张良。箓图：史籍。天人：天道人事。格：衡量。“清明”句：出自《礼记·孔子闲居》。申：申伯。甫：庸山甫。翰：干。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bāo)女也，祅(yāo)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nì)竖牛也，祸成于庚(gēng)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jiá)鄏(r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bì)，渐于灵景；辩诈之伪(wěi)，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rǎn)大贤，揖(yī)让于规矩之内，訚(yín)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è)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兴主：兴国之主。乱亡：亡国之君。幽王：周幽王，西周亡国之君。褒：褒姒，周幽王的皇后。曹伯阳：春秋时曹国国君。社宫：祭祀之所。叔孙豹：春秋时鲁国大夫。昵：亲近。竖牛：春秋时鲁国人。庚宗：鲁国地名，今山东省泗水县东。数：历数，即天命。河、洛：《河图》、《洛书》。文：指周文王。命：受天命而得天下。七九：七代、九代。武：指周武王。六八：六代、八代。成王：指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定鼎：定都。郏鄏：古都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卜世：占卜预测传国的世代数。卜年：占卜享国的年数。幽厉：周幽王、周厉王。二霸：指齐桓公、晋文公。陵迟：衰败。文薄：文德衰薄。渐：浸染。灵景：周灵王、周景王。辩诈：巧言辩解，指纵横家的言论。七国：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酷烈：残暴。仲尼：孔子字仲尼。颜冉：颜回与冉雍，孔子的弟子。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规矩：礼法制度。訚訚：愉悦善言的样子。遏：止。孟轲：孟子、荀子。正道：儒家正统之道。维：系。卒：最终。溺：淹没。援：救。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chán)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shòu)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治：政治清明，即治世。乱：乱世。运：国运。穷达：困窘与显达。贵：地位显赫。贱：贫贱。时：时机，机会。自合：自然在一起。相亲：相互亲近。介：介绍。玄同：默契。合符：义同“玄同”。告：觉，使之觉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shēn)氏之媵(yìng)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yú)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zhuō)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pèi)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lù)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shì)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hàn)。”运命之谓也。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里社鸣而圣人出：迷信说法。李善注引《春秋·潜潭巴》：“里社明，此里有圣人出。其呴，百姓归，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鸣，则教令行，教令明，惟圣人能之也。呴，鸣之怒者。圣人怒则天辟亡矣。汤起放桀时，盖此祥也。”里社，古代里中祀土地神之处。里社鸣，指里社有人鸣，鸣之者即带头起事者，亦即圣人。伊尹：商汤时大臣。阿衡：官名，犹后代宰相。太公：即太公望姜子牙。尚父：周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大夫。张良：汉高祖刘邦重要的谋士。黄石之符：李善注引《黄石公记序》：“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又引《河图》：“黄石公谓张良曰：读此，为刘帝师。”三略：即《太公兵法》，分上中下《三略》。陈、项：陈涉、项羽。沛公：刘邦。四贤：指以上伊尹、太公、百里奚、张良。箓图：史籍。天人：天道人事。格：衡量。“清明”句：出自《礼记·孔子闲居》。申：申伯。甫：庸山甫。翰：干。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bāo)女也，祅(yāo)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nì)竖牛也，祸成于庚(gēng)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jiá)鄏(r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bì)，渐于灵景；辩诈之伪(wěi)，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rǎn)大贤，揖(yī)让于规矩之内，訚(yín)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è)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兴主：兴国之主。乱亡：亡国之君。幽王：周幽王，西周亡国之君。褒：褒姒，周幽王的皇后。曹伯阳：春秋时曹国国君。社宫：祭祀之所。叔孙豹：春秋时鲁国大夫。昵：亲近。竖牛：春秋时鲁国人。庚宗：鲁国地名，今山东省泗水县东。数：历数，即天命。河、洛：《河图》、《洛书》。文：指周文王。命：受天命而得天下。七九：七代、九代。武：指周武王。六八：六代、八代。成王：指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定鼎：定都。郏鄏：古都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卜世：占卜预测传国的世代数。卜年：占卜享国的年数。幽厉：周幽王、周厉王。二霸：指齐桓公、晋文公。陵迟：衰败。文薄：文德衰薄。渐：浸染。灵景：周灵王、周景王。辩诈：巧言辩解，指纵横家的言论。七国：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酷烈：残暴。仲尼：孔子字仲尼。颜冉：颜回与冉雍，孔子的弟子。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规矩：礼法制度。訚訚：愉悦善言的样子。遏：止。孟轲：孟子、荀子。正道：儒家正统之道。维：系。卒：最终。溺：淹没。援：救。
参考资料：
赏析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