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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称：指称说嵇康不愿出仕的意志。颍川：指山嵚。是山涛的叔父，曾经做过颍川太守，故以代称。古代往往以所任的官职或地名等作为对人的代称。知言：知己的话。经：常常。此意：指嵇康不愿出仕的意志。河东：地名。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显宗：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曾为尚书郎。阿都：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东平人，嵇康好友。以吾自代：指山涛拟推荐嵇康代其之职。嵇康在河东时，山涛正担任选曹郎职务。傍通：善于应付变化。多可而少怪：多有许可而少有责怪。狭中：心地狭窄。间：近来。迁：升官。指山涛从选曹郎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惕然：忧惧的样子。“恐足下”二句：语本《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意思是说：“即使厨师（庖人）不做菜，祭师（祭祀时读祝辞的人）也不应该越职替代之。这里引用这个典故，说明山涛独自做官感到不好意思，所以要荐引嵇康出仕。鸾刀：刀柄缀有鸾铃的屠刀。漫：沾污。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并介之人：兼济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山涛为“竹林七贤”之一，曾标榜清高，后又出仕，这里是讥讽他的圆滑处世。悔吝：悔恨。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苦县人，为周朝的柱下史、守藏史。相传著《老子》五千余言。庄周：战国时宋国蒙县人，曾为蒙漆园吏。相传著《庄子》十余万言。两人都是道家的创始人。柳下惠：即展禽。名获，字季，春秋时鲁国人。为鲁国典狱官，曾被罢职三次，有人劝他到别国去，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居于柳下，死后谥“惠”，故称柳下惠。东方朔：字曼倩，汉武帝时人，常为侍郎。二人职位都很低下，所以说“安乎卑位”。短：轻视。仲尼：孔子的字。兼爱：博爱无私。执鞭：指执鞭赶车的人。《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好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子文：姓鬭，名谷於菟（gòu wū tū），春秋时楚国人。令尹：楚国官名，相当宰相。《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济物：救世济人。达：显达。指得志时。穷：指失意时。君世：为君于世。“君”作动词用。许由：尧时隐士。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就到箕山去隐居。子房：张良的字。他曾帮助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游宦楚国时，接舆唱着讽劝孔子归隐的歌从其车边走过。揆（kuí）：原则，道理。百行：各种不同行为。殊途而同致：所走道路不同而达到相同的目的。语出《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有”二句：语出《韩诗外传》卷五：“朝廷之人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延陵：名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居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子臧：一名欣时，曹国公子。曹宣公死后，曹人要立子臧为君，子臧拒不接受，离国而去。季札的父兄要立季札为嗣君，季札引子臧不为曹国君为例，拒不接受。风：风概。指高尚情操。长卿：汉代司马相如的字。相如：指战国时赵国人蔺相如，以“完璧归赵”功拜上大夫。《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尚子平：东汉时人。《文选》李善注引《英雄记》说他：“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供食饮。”《后汉书·逸民传》作“向子平”，说他在儿女婚嫁后，即不再过问家事，恣意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台孝威：名佟，东汉时人。隐居武安山，凿穴而居，以采药为业。孤：幼年丧父。露：羸弱。兄：指嵇喜。见骄：指受到母兄的骄纵。驽：原指劣马，这里是迟钝的意思。缓：松弛。不能（nài）：不愿。能，通“耐”。沐：洗头。胞：原指胎衣，这里指膀胱。侪（chái）类：指同辈朋友。庄：《庄子》。老：《老子》。任实：指放任本性。禽：古代对鸟兽的通称。一说通“擒”。见：被。狂顾：疯狂地四面张望。顿缨：挣脱羁索。金镳（biāo）：金属制作的马笼头，这里指鹿笼头。飨（xiǎng）：用酒食款待。这里是喂的意思。嘉肴：好菜。这里指精美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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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嵇康谨启：过去您曾在山嵚面前称说我不愿出仕的意志，我常说这是知己的话。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对我还不是非常熟悉，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志趣的？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和阿都对我说，您曾经打算要我来接替您的职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知道您以往并不了解我。您遇事善于应变，对人称赞多而批评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罢了。近来听说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忧虑，恐怕您不好意思独自做官，要拉我充当助手，正像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要拉祭师来帮忙一样，这等于使我手执屠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气味，所以向您陈说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道理。
称：指称说嵇康不愿出仕的意志。颍川：指山嵚。是山涛的叔父，曾经做过颍川太守，故以代称。古代往往以所任的官职或地名等作为对人的代称。知言：知己的话。经：常常。此意：指嵇康不愿出仕的意志。河东：地名。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显宗：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曾为尚书郎。阿都：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东平人，嵇康好友。以吾自代：指山涛拟推荐嵇康代其之职。嵇康在河东时，山涛正担任选曹郎职务。傍通：善于应付变化。多可而少怪：多有许可而少有责怪。狭中：心地狭窄。间：近来。迁：升官。指山涛从选曹郎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惕然：忧惧的样子。“恐足下”二句：语本《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意思是说：“即使厨师（庖人）不做菜，祭师（祭祀时读祝辞的人）也不应该越职替代之。这里引用这个典故，说明山涛独自做官感到不好意思，所以要荐引嵇康出仕。鸾刀：刀柄缀有鸾铃的屠刀。漫：沾污。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我从前读书的时候，听说有一种既能兼济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性格决定有的人对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强。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但这只是一种空话罢了。老子和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他们的职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他们都安于贱职，我哪里敢轻视议论他们呢！又如孔子主张博爱无私，为了追求道义，即使去执鞭赶车他也不会感到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民的心意。这也是前人所说的在显达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内心不觉得苦闷。从以上所讲的道理来看，尧、舜做皇帝，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助汉王朝，接舆唱着歌劝孔子归隐，彼此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他们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子表现的行为、所走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灵的归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为了禄位，因此入而不出，隐居山林的人为了名声，因此往而不返的说法。季札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马相如爱慕蔺相如的气节，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勉强改变的。每当我读尚子平和台孝威传的时候，对他们十分赞叹和钦慕，经常想到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轻时就失去了父亲，身体也比较瘦弱，母亲和哥哥对我很娇宠，不去读那些修身致仕的经书。我的性情又比较懒惰散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我是不愿意洗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发胀得几乎要转动，才起身去便。又因为放纵过久，性情变得孤傲散漫，行为简慢，与礼法相违背，懒散与傲慢却相辅相成，而这些都受到朋辈的宽容，从不加以责备。又读了《庄子》和《老子》之后，我的行为更加放任。因此，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则日益加强。这像麋鹿一样，如果从小就捕捉来加以驯服养育，那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约束；如果长大以后再加以束缚，那就一定会疯狂地乱蹦乱跳，企图挣脱羁绊它的绳索，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虽然给它带上金的笼头，喂它最精美的饲料，但它还是强烈思念着生活惯了的茂密树林和丰美的百草。
并介之人：兼济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山涛为“竹林七贤”之一，曾标榜清高，后又出仕，这里是讥讽他的圆滑处世。悔吝：悔恨。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苦县人，为周朝的柱下史、守藏史。相传著《老子》五千余言。庄周：战国时宋国蒙县人，曾为蒙漆园吏。相传著《庄子》十余万言。两人都是道家的创始人。柳下惠：即展禽。名获，字季，春秋时鲁国人。为鲁国典狱官，曾被罢职三次，有人劝他到别国去，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居于柳下，死后谥“惠”，故称柳下惠。东方朔：字曼倩，汉武帝时人，常为侍郎。二人职位都很低下，所以说“安乎卑位”。短：轻视。仲尼：孔子的字。兼爱：博爱无私。执鞭：指执鞭赶车的人。《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好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子文：姓鬭，名谷於菟（gòu wū tū），春秋时楚国人。令尹：楚国官名，相当宰相。《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济物：救世济人。达：显达。指得志时。穷：指失意时。君世：为君于世。“君”作动词用。许由：尧时隐士。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就到箕山去隐居。子房：张良的字。他曾帮助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游宦楚国时，接舆唱着讽劝孔子归隐的歌从其车边走过。揆（kuí）：原则，道理。百行：各种不同行为。殊途而同致：所走道路不同而达到相同的目的。语出《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有”二句：语出《韩诗外传》卷五：“朝廷之人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延陵：名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居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子臧：一名欣时，曹国公子。曹宣公死后，曹人要立子臧为君，子臧拒不接受，离国而去。季札的父兄要立季札为嗣君，季札引子臧不为曹国君为例，拒不接受。风：风概。指高尚情操。长卿：汉代司马相如的字。相如：指战国时赵国人蔺相如，以“完璧归赵”功拜上大夫。《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尚子平：东汉时人。《文选》李善注引《英雄记》说他：“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供食饮。”《后汉书·逸民传》作“向子平”，说他在儿女婚嫁后，即不再过问家事，恣意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台孝威：名佟，东汉时人。隐居武安山，凿穴而居，以采药为业。孤：幼年丧父。露：羸弱。兄：指嵇喜。见骄：指受到母兄的骄纵。驽：原指劣马，这里是迟钝的意思。缓：松弛。不能（nài）：不愿。能，通“耐”。沐：洗头。胞：原指胎衣，这里指膀胱。侪（chái）类：指同辈朋友。庄：《庄子》。老：《老子》。任实：指放任本性。禽：古代对鸟兽的通称。一说通“擒”。见：被。狂顾：疯狂地四面张望。顿缨：挣脱羁索。金镳（biāo）：金属制作的马笼头，这里指鹿笼头。飨（xiǎng）：用酒食款待。这里是喂的意思。嘉肴：好菜。这里指精美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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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未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未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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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