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居依稼穑(sè),戮(lù)力东林隈(wēi)。
下潠(xùn):地势低洼多水的地带,即诗中所说的“东林隈”。田舍:指田间简易的茅舍,可供临时休息、避雨之用。获:收获。依:依靠。稼穑:指农业劳动。稼是耕种,穑是收获。戮力:尽力。东林隈:指下潠田所在的地方。隈:山水等弯曲的地方;角落。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春作:春耕。负所怀:违背自己的愿望。
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
司田:管农事的官,即田官。眷:顾念,关注。有秋:指秋收,收获。寄声:托人带口信。与我谐:同我的想法相一致。谐:和合。
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
饥者:渊明自称。初饱:刚刚能够吃上顿饱饭。
扬楫(jí)越平湖,泛随清壑(hè)回。
扬揖:举桨,即划船。泛:浮行,指泛舟。清壑:清澈的山间溪流。壑:山沟。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
郁郁:一作“嚼嚼(jiào,洁白貌)。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闲且哀:悠缓而凄凉。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
悲风:指凄厉的秋风。爱静夜:谓好在静夜中呼啸。晨开:指天明。
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
曰:语助词,无意义。此:指农业劳动。三四星火颓:指经历了十二年。三四:即十二。星火:即火星。颓:下倾。每当夏历七月以后,火星的位置开始向西下倾。下倾十二次,即经历了十二年。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姿年:风姿年华,指青壮年。事:指农耕之事。云:语助词,无意义。乖:违背,违弃。
遥谢荷蓧(diào)翁,聊得从君栖。
蓧:除草用的竹编农具。聊:姑且。栖:居住,指隐居。
参考资料:
贫居依稼穑(sè),戮(lù)力东林隈(wēi)。
贫居糊口靠农务,尽力勤耕东林边。
下潠(xùn):地势低洼多水的地带,即诗中所说的“东林隈”。田舍:指田间简易的茅舍,可供临时休息、避雨之用。获:收获。依:依靠。稼穑:指农业劳动。稼是耕种,穑是收获。戮力:尽力。东林隈:指下潠田所在的地方。隈:山水等弯曲的地方;角落。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春种苦辛不必讲,常恐辜负我心愿。
春作:春耕。负所怀:违背自己的愿望。
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
田官关注秋收获,传语同我意相连。
司田:管农事的官,即田官。眷:顾念,关注。有秋:指秋收,收获。寄声:托人带口信。与我谐:同我的想法相一致。谐:和合。
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
经常挨饿的我,为吃了顿饱饭而非常高兴,早早起身束好衣带,等候天亮去秋收。
饥者:渊明自称。初饱:刚刚能够吃上顿饱饭。
扬楫(jí)越平湖,泛随清壑(hè)回。
划动船桨渡平湖,山间清溪泛舟还。
扬揖:举桨,即划船。泛:浮行,指泛舟。清壑:清澈的山间溪流。壑:山沟。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
草木茂盛荒山里,猿啼悠缓声哀怨。
郁郁:一作“嚼嚼(jiào,洁白貌)。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闲且哀:悠缓而凄凉。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
悲凉秋风夜呼啸,清晨林间鸟唱欢。
悲风:指凄厉的秋风。爱静夜:谓好在静夜中呼啸。晨开:指天明。
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
我自归田务农来,至今已整十二年。
曰:语助词,无意义。此:指农业劳动。三四星火颓:指经历了十二年。三四:即十二。星火:即火星。颓:下倾。每当夏历七月以后,火星的位置开始向西下倾。下倾十二次,即经历了十二年。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华年已逝人渐老,依旧耕耘在田间。
姿年:风姿年华,指青壮年。事:指农耕之事。云:语助词,无意义。乖:违背,违弃。
遥谢荷蓧(diào)翁,聊得从君栖。
遥遥致意荷蓧翁,姑且隐居为君伴。
蓧:除草用的竹编农具。聊:姑且。栖:居住,指隐居。
参考资料:
这首诗写诗人自己为了生活不辞辛苦“戮力东林隈”的劳动过程。当他看到丰收在望时,想起了自己已经渡过了十年艰苦的农耕生活,心情是自豪的。
前六句是写见到下溪田丰收时的心情。“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的愿望和司田是一致的,这使他很觉得欣慰。看来这“寄声”与诗人的司田也是他的一位朋友。诗人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位任司田的朋友,是表示自己的农耕生活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并且对社会生产有积极的意义。这是陶渊明农业社会理想和务实精神的表现。接下去就写诗人怎样鸡一叫就到荒山去劳作,从而领略了山中的晨景。“饥者欢初饱”,这是多么深切的生活体验,没有亲身尝过饥饿的味道,就不知这“欢视饱"是怎么回事。正是为了求得一饱,他才天不亮就去劳动:进山是随着山势和河谷的迂伺划船前进的。山里很荒凉;听得见猿的哀啼。凄凉的夜风随着残夜逝去了,鸟儿歌唱善迎接早晨的到来。这是一个多么寂静清冷的早晨他想到自己十年的农耕生活。十二年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初衷,付出了自己大好的年华这时陶渊明已五十岁了,老之将至,他怎能不感慨万分。诗的最后一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遥谢荷榛翁,聊得从君栖”,致意古代隐居躬耕的先哲,我也在追随着您呢。诗人心目中有理想,有信念,有榜样,这就是他固穷守节,虽老死田野也终不反悔的原因。
这首诗比前期的田园诗更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农耕生活的实际情形,同时也说明,陶渊明的务农,并不只是作了个样子而已。特别是在后期,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赖以生存。这时他的田园诗中纪实的成分就多了,而不象前期那样情趣盎然,那样富于浪漫谛克。可是他并不抱怨生活的艰辛,在述其艰苦之中仍然时时表现出对生活和对自然景物的热爱。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