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注释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越：指越礼。展禽，即柳下惠（季），鲁大夫。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议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供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雨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面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民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犯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夫仁者讲功，而知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知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
烈山氏：即神农氏。弃：传说为周之始祖，尧舜时农官。共工氏：传说不一，一说为水官。九有：即九州。九土：九州的土地。社：土地神。命：名。成命：定百物之名。颛顼：音专须，即高阳氏，黄帝之孙。帝喾：音酷。即高辛氏，黄帝之曾孙。三辰：日、月、星。固：安定。单：通“殚”，尽。仪：善。契：传说为商之始祖。辑：和睦。冥：契六世孙，夏时水官。稷：即弃。禘、祖、郊、宗、报：均为祭礼名。帅：遵循。质：诚信。五行：金、木、水、火、土。
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
策：古代写字用的竹简或木板。
译文注释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名叫“爰居”的海鸟，停在鲁国国都东门外已经两天了。臧文仲命令国都里的人都去祭祀它，展禽说：“臧孙治理政事太越礼了！祭祀，是国家的大法，而法度，则是政治成功的基础。所以要慎重地制定祀典作为国家的常法。现在无故增加祀典，不是治理政事的正确方法。
越：指越礼。展禽，即柳下惠（季），鲁大夫。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议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供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雨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面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民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犯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夫仁者讲功，而知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知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
“ 圣明的先王制定祀典的准则是，对百姓执行法度就祭祀他，努力王事而死就祭祀他，安定国家有功就祭祀他，能防止重大灾害就祭祀他，能抵御重大祸患就祭祀他，不是这一类的，不在祀典之内。从前神农氏拥有天下，他的后代名叫柱，能种植各种谷物和莱蔬；夏朝建立以后，周的始祖弃继承了柱的事业，所以作为谷神祭祀他。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后代担任土官之长，称为后土，因能治理九州的土地，所以作为土神祭祀他。黄帝能替各种事物命名，使百姓了解事物的名称，供给所需的财赋，颛顼又能进一步加以修定；帝喾能序列日、月、星辰以安定百姓，尧能竭力平均刑法以为百姓的准则，舜努力民事而死于野外，鲧堵洪水而被杀，禹能以德行修正鲧的事业，契任司徒而百姓和睦，冥尽水官的职责而死于水中，汤以宽大治理百姓并替他们除掉邪恶的人，后稷致力于谷物种植而死在山间，文王以文德昭著，武王除掉百姓所唾弃的坏人。所以有虞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祭尧而宗祭舜；夏后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祭鲧而宗祭禹；商朝人禘祭帝喾而祖祭契，郊祭冥而宗祭汤；周朝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幕是能继承颛顼的人，有虞氏为他举行报恩祭；季杼是能继承夏禹的人，夏后氏为他举行报恩祭；上甲微是能继承殷契的人，商朝人为他举行报恩祭，高圉、太王是能继承后稷的人，周朝人为他们举行报恩祭。总共有禘、郊、祖、宗、报，这五种，是国家的祭祀大典。加上土神、谷神、山川之神，都是对百姓有功绩的；还有，前代有智慧和美德的人，是百姓所信赖的；天上的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地上的金、木、水、火、土，是万物赖以生长繁殖的；九州的大山川泽，是赖以出产财富的。不是上述这些，不在祀典之内。现在海鸟飞来，自己不懂而去祭祀它，当作国家的大典，这就难以算是仁爱和智慧了。仁者善于评价功劳，智者善于处理事物。海鸟无功而祭祀它，不是仁；自己不懂又不问，不是智。现在这一带海上恐怕将有灾害吧？大江大海的鸟兽，总是预先知道并躲避即将到来的灾害的。”
烈山氏：即神农氏。弃：传说为周之始祖，尧舜时农官。共工氏：传说不一，一说为水官。九有：即九州。九土：九州的土地。社：土地神。命：名。成命：定百物之名。颛顼：音专须，即高阳氏，黄帝之孙。帝喾：音酷。即高辛氏，黄帝之曾孙。三辰：日、月、星。固：安定。单：通“殚”，尽。仪：善。契：传说为商之始祖。辑：和睦。冥：契六世孙，夏时水官。稷：即弃。禘、祖、郊、宗、报：均为祭礼名。帅：遵循。质：诚信。五行：金、木、水、火、土。
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
这年，海上多大风，暖冬。文仲听了柳下季的话说：“确实是我的错啊！季先生的话，不可不当做原则啊！”让属下写了三个竹简分送给司马、司空、司徒 。
策：古代写字用的竹简或木板。
赏析
译文
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译文
注释
俟(sì)我于著(zhù)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qióng)华乎而。
著：通“宁（zhù）”。古代富贵人家正门内有屏风，正门与屏风之间叫著。古代婚娶在此处亲迎。俟：等待，迎候。乎而：齐方言。作语尾助词。充耳：又叫“塞耳”，饰物，悬在冠之两侧。《毛传》：“充耳谓之瑱（tiàn）。”古代男子冠帽两侧各系一条丝带，在耳边打个圆结，圆结中穿上一块玉饰，丝带称紞（dǎn），饰玉称瑱，因紞上圆结与瑱正好塞着两耳，故称“充耳”。素：白色，这里指悬充耳的丝色。尚：加上。琼：赤玉，指系在紞上的瑱。“华”与下文的“莹”“英”：均形容玉瑱的光彩，因协韵而换字。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yíng)乎而。
庭：中庭。在大门之内，寝门之外。青：与上文的“素”、下文的“黄”指各色丝线，代指紞。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堂：庭堂。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俟(sì)我于著(zhù)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qióng)华乎而。
我的郎恭谨等候在影壁前，冠上洁白丝绦垂在两耳边，缀饰的美玉悬荡在我眼前。
著：通“宁（zhù）”。古代富贵人家正门内有屏风，正门与屏风之间叫著。古代婚娶在此处亲迎。俟：等待，迎候。乎而：齐方言。作语尾助词。充耳：又叫“塞耳”，饰物，悬在冠之两侧。《毛传》：“充耳谓之瑱（tiàn）。”古代男子冠帽两侧各系一条丝带，在耳边打个圆结，圆结中穿上一块玉饰，丝带称紞（dǎn），饰玉称瑱，因紞上圆结与瑱正好塞着两耳，故称“充耳”。素：白色，这里指悬充耳的丝色。尚：加上。琼：赤玉，指系在紞上的瑱。“华”与下文的“莹”“英”：均形容玉瑱的光彩，因协韵而换字。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yíng)乎而。
我的郎恭谨地等候在庭院，冠上青绿丝绦垂在两耳边，晶莹的美玉悬荡在我眼前。
庭：中庭。在大门之内，寝门之外。青：与上文的“素”、下文的“黄”指各色丝线，代指紞。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我的郎恭谨等候在正堂前，冠上明黄丝绦垂在两耳边，精美的玉石悬荡在我眼前。
堂：庭堂。
参考资料：
赏析
此诗写男女结婚仪式，写新妇到男方家看到丈夫形象的情景。全诗写的只是一个小剪影，但有步骤，有层次，有色彩，有新妇微妙的心理状态，把华夏古老的结婚仪式写得饶有情趣，
全诗三章九句，皆从新娘眼中所见来写，新进门的妻子在憧憬与期待中慌乱而羞涩地抬起美丽的双眸，却只看见丈夫的一个背影，他在迎接她，引导着她一步步走近他们的洞房。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称其“句法奇蛸”。奇峭就在于九句诗中全不用主语，而且突如其来。这一独特的句法，恰切而传神地表现了新娘此时的心理活动。当她紧随着迎亲车辆踏进婆家大门的那一刻，其热闹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在场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谁不想一睹新娘的风采，然而新娘对着这稠密涌动的人丛，似乎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映进她眼帘的唯有恭候在屏风前的夫婿——“俟我于著”，少女的靦覥，使她羞于说出“他”字，但从“俟我”二字却能品味出她对他的绵绵情意和感受到的幸福。下两句更妙在见物不见人。从新娘的心理揣测，她的注意力本来全集中在新郎身上，非常想把新郎端详一番，然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她不敢抬头仔细瞧。实际上，她只是低头用眼角瞟了一下，全没看清他的脸庞，所见到的只是他帽沿垂下的彩色的“充耳”和发光的玉瑱。这两句极普通的叙述语，放在这一特定的人物身上，在这特殊的时刻和环境中，便觉得妙趣横生、余味无穷了，给人以丰富联想和审美的愉悦。“乎而”二字甚妙，就好像后世民歌中“呼而嗨呦”类的衬词。
这首诗风格与《齐风·还》相近，也是三章全用赋体，句句用韵，六言、七言交错，但每句用“乎而”双语气词收句，又与《还》每句用常见的“兮”字收句不同，使全诗音节轻缓，读来有余音袅袅的感觉。在章法上它与《诗经》中的典型篇章是那么不一样，而又别具韵味。全诗每章只在三处换了三个字，就表现出新娘出嫁的喜悦和对新郎的满意与赞许。
译文
注释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夭夭：花朵怒放，美丽而繁华的样子。灼灼：花朵色彩鲜艳如火，明亮鲜艳的样子。华：同“花”。之子：这位姑娘。于归：姑娘出嫁。于：去，往。宜：和顺、亲善。
桃之夭夭，有蕡(fén)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蕡：草木结实很多的样子。此处指桃实肥厚肥大的样子。有蕡即蕡蕡。
桃之夭夭，其叶蓁(zhēn)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蓁：草木繁密的样子，这里形容桃叶茂盛。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这位姑娘嫁过门，夫妻美满又和顺。
夭夭：花朵怒放，美丽而繁华的样子。灼灼：花朵色彩鲜艳如火，明亮鲜艳的样子。华：同“花”。之子：这位姑娘。于归：姑娘出嫁。于：去，往。宜：和顺、亲善。
桃之夭夭，有蕡(fén)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花怒放千万朵，硕果累累大又多。这位姑娘嫁过门，早生贵子后嗣旺。
蕡：草木结实很多的样子。此处指桃实肥厚肥大的样子。有蕡即蕡蕡。
桃之夭夭，其叶蓁(zhēn)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花怒放千万朵，桃叶茂盛永不落。这位姑娘嫁过门，齐心协手家和睦。
蓁：草木繁密的样子，这里形容桃叶茂盛。
参考资料：
赏析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树那样年轻，象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飞红，面带娇羞，目光躲闪，却又忍不住兴奋的顾盼，在夭夭桃实、灼灼花枝的衬托下，人若桃花，两相辉映，怡人的快乐迅即涌上心头，你甚至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