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晴川展画屏(píng),地从桃塞接蒲城。
盘豆驿(yì):古驿站,原址在陕西省渭南。极目:远望。桃塞:桃林古塞,故址在今陕西省潼关以东、至河南省灵宝之间。
滩头鹭(lù)占清波立,原上人侵落照耕。
原上:高地。落照:夕阳。
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静中生。
凭轩尽日不回首,楚水吴山无限情。
凭轩:依着窗子。尽日:整天。楚水吴山:泛指大江南北的名山胜水,这里指盘豆驿一带的山水。
参考资料:
极目晴川展画屏(píng),地从桃塞接蒲城。
举目远眺,万里晴空下的渭南平原像一幅展开的画图,盘豆驿地处桃林塞与蒲城之间。
盘豆驿(yì):古驿站,原址在陕西省渭南。极目:远望。桃塞:桃林古塞,故址在今陕西省潼关以东、至河南省灵宝之间。
滩头鹭(lù)占清波立,原上人侵落照耕。
白鹭鸟站立在水边,太阳已经落山了,高原上农民还趁着余晖忙着耕地。
原上:高地。落照:夕阳。
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静中生。
南去的飞雁消失在遥远的天边,一片孤云在山间悠闲地升起。
凭轩尽日不回首,楚水吴山无限情。
我在驿馆后轩整天依窗眺望,眼前的山山水水充满诗情画意。
凭轩:依着窗子。尽日:整天。楚水吴山:泛指大江南北的名山胜水,这里指盘豆驿一带的山水。
参考资料:
这首诗诗人通过描写清丽宏阔的景色,心中产生无限感慨,想起了漂泊生活的艰辛,表达出对家乡亲人的眷念之情。
第一、二两句先诗人从总体上描写盘豆城。“极目晴川”,中原的天空晴明,地面平旷,看不透,望不尽,就如展开一架巨大的画屏似的,跟诗人久住大江南北所习见的“楚水吴山”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先写出这深刻印象。然后再交代出地理方位:“地从桃塞接蒲城”。盘豆城就处在河南陕西之间,东接中州,西通关中大道。“从”“棒”交代了诗人自东而西的行踪,可见诗人的行色匆匆。
第三、四两句描写诗人在水馆后轩所看到的景象。诗人小憩于官驿里的水馆后轩,开窗远眺,首先扑人眼帘的是“滩头鹭占清波立”。原来这水馆的水另有源头,那里卓立着顾影的白鹭。一个“占”字。写出白鹭的形单影只,也道出了诗人自己的孤独感。而“原上人侵落照耕”,则状写平川与人们的农事,他们仍在辛勤地耕作,直至融入如火的晚霞。这两句都从平视角度写,上句写的是静态,用冷色调;下句写动态,用暖色调,相映成趣,写出了中原夏末秋初的清新气息,还隐隐透露出诗人异样的惊喜之情,晴川之上也有像江南一样的明丽景色。
第五、六两句描写诗人在晴川所见以及流露出的感情。这两句诗人侧重于一个“晴”字,诗人改用仰视角度写晴空所见“去雁数行天际没”,从有到无,虽有雁南飞而不能传书,可见诗人内心的惆怅;“孤云一点净中生”,从无到有,虽是写景,也象征着诗人的孤寂,一种飘泊流离的感伤油然而生。
第七、八两句则写出诗人的心绪。诗人靠在后轩窗棂上凝望晴川的景色,竟至长时间不肯回过头来,是因为这里的清波落照与“楚水吴山”有相类之处,韦庄曾客游江南十年,弟妹散居越中诸郡,晴川这种明净之美触发诗人对越中亲故的怀念。“无限情”三个字压尾,余音袅袅,给人留下不尽的遐思。
这首诗由“极目”起,至“凭轩”终,通篇无一字直言“愁思",结尾诗人指望着“楚水吴山无限情”,然而“尽日不回首”的身影始终笼罩着画面,“去雁”、“孤云"所带出的莫名惆怅和难言忧虑,增强深化了诗的主题,更有表现力。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箕子:名胥余,商纣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称箕子。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谟:谋划。范:法,原则。隤(tuí):跌倒。明夷:卦名,象征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彝(yí):常规。伦:人伦。《洪范》:相传为禹时的文献,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殄:灭绝。向使:如果。未稔:没成熟,没达到顶点。武庚:名禄父,纣王子。周武王灭商,封武庚以存殷祀。武王死,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颂:即从“蒙难以正”至结束“继在后儒”处,《古文观止》未录“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箕子:名胥余,商纣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称箕子。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谟:谋划。范:法,原则。隤(tuí):跌倒。明夷:卦名,象征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彝(yí):常规。伦:人伦。《洪范》:相传为禹时的文献,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殄:灭绝。向使:如果。未稔:没成熟,没达到顶点。武庚:名禄父,纣王子。周武王灭商,封武庚以存殷祀。武王死,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颂:即从“蒙难以正”至结束“继在后儒”处,《古文观止》未录“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xí)富平侯。
七国:汉景帝时的七个同姓诸侯国: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他们曾联合发动叛乱。此处用以喻指藩镇叛乱。三边:战国时期燕赵秦与匈奴接壤,后来便以燕赵秦所在地为三边,即幽州、并州、凉州。未到忧:不知道忧虑。十三身袭富平侯:指张放十三岁就继承富平侯爵位。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不收金弹抛林外:用韩嫣事。银床:井上的辘轳架,不一定用银作成。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tán)回枕玉雕锼(sōu)。
彩树:华丽的灯柱。珠错落:环绕在华丽灯柱上的灯烛像明珠一样交相辉映。玉雕锼:形容檀木枕刻镂精巧,像玉一样莹润精美。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当关:守门人。侵晨客:清早来访的客人。莫愁:女子名,《旧唐书·音乐志》说她是洛阳石城人,善歌谣。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xí)富平侯。
张放十三岁就世袭得了富平侯的爵位,他年幼无知,根本考虑不到局势不稳、七国叛乱、边患不断、匈奴南犯的事情。
七国:汉景帝时的七个同姓诸侯国: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他们曾联合发动叛乱。此处用以喻指藩镇叛乱。三边:战国时期燕赵秦与匈奴接壤,后来便以燕赵秦所在地为三边,即幽州、并州、凉州。未到忧:不知道忧虑。十三身袭富平侯:指张放十三岁就继承富平侯爵位。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他不识金弹的贵重,把它弹落在林子里不知道收回,倒翩翩中意起井上的辘轳架来了,对它偏有几分爱惜,真无知啊。
不收金弹抛林外:用韩嫣事。银床:井上的辘轳架,不一定用银作成。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tán)回枕玉雕锼(sōu)。
华丽的灯柱上转动着明亮的灯烛,灯烛像明珠一样交相辉映,精致美丽。精美的檀木枕刻镂精巧,像玉一样莹润精美。
彩树:华丽的灯柱。珠错落:环绕在华丽灯柱上的灯烛像明珠一样交相辉映。玉雕锼:形容檀木枕刻镂精巧,像玉一样莹润精美。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在侯王府的早晨,守门人不再按照常规给来客通报,因为少侯新得了一名叫莫愁的佳人,值此良辰美景,不敢打扰他。
当关:守门人。侵晨客:清早来访的客人。莫愁:女子名,《旧唐书·音乐志》说她是洛阳石城人,善歌谣。
此诗首联:“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七国”喻藩镇割据叛乱,“三边”指边患,“未到忧”即未知忧。指出其不知国家忧患为何物,次句再点醒“十三”袭位,这就有力地显示出童昏无知与身居尊位的尖锐矛盾。如果先说少年袭位,再说不恤国事,内容虽完全相同,却平直无奇,突现不出上述矛盾。这种着意作势的写法与作者所要突出强调的意旨密切相关。
颔联:“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写少侯的豪侈游乐。“不收金弹”用韩嫣事,典出《西京杂记》。上句说他只求玩得尽兴,贵重的金弹可以任其抛于林外,不去拾取。可见他的豪侈。下句则又写他对放在井上未必贵重的辘轳架(即所谓“银床”,其实不一定用银作成)倒颇有几分爱惜。这就从鲜明对照中写出了他的无知。黄彻说:“二句曲尽贵公子憨态。”这确是很符合对象特点的传神描写,讽刺中流露出耐人寻味的幽默。
颈联:“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续写其室内陈设的华侈。“彩树”指华丽的灯柱,“绣檀”指精美的檀枕。锼,是刻镂的意思。两句意谓:华丽的灯柱上环绕着层层灯烛,像明珠交相辉耀;檀木的枕头回环镂空,就象精美的玉雕。上一联在“不收”、“却惜”之中还可以感到作者的讽刺揶揄之意,这一联则纯用客观描写,讽刺之意全寓言外。“灯”、“枕”暗渡到尾联,针线细密,不着痕迹。
尾联:“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说,守门人不给清晨到来的客人通报,因为少侯新得了一位佳人名叫莫愁。莫愁,传为洛阳人,嫁卢家为妇。这里特借“莫愁”的字面关合首句“未到忧”,以讽刺少侯沉湎女色,不忧国事;言外又暗讽其有愁而不知愁,势必带来更大的忧愁;今日的“莫愁”,即孕育着将来的深愁。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倾向,不直接说出,而是自然融合在貌似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尖刻冷峭,耐人寻味。
此诗塑造了一个荒淫奢侈、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子形象,把他不知内忧外患,只顾挥霍浪费,荒淫好色的丑恶行径同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暗示了让这种纨绔子弟身居高位,正是当时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国运不振的重要根源。
清代注家徐逢源推断此诗系借讽唐敬宗,其说颇可信。因为所讽对象如为一般贵显少年,则他们所关心的本来就是声色狗马,责备他们不忧“七国三边”之事,未免无的放矢。必须是居其位当忧而不忧的,才以“未到忧”责之。所以首句即已暗露消息,所谓少侯,实即少帝。末句以“莫愁”暗讽其终将有愁,和《陈后宫》结句“天子正无愁”如出一辙,也暗示所讽者并非无知贵介,而是“无愁天子”一流。不过李商隐托古讽时、有特定讽刺对象的咏史诗,题目与内容往往若即若离,用事也古今驳杂,再说托古讽时之作,所托之“古”与所讽之“今”但求大体相似,不能一一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