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馀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馀祭也立。馀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之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吴子使札来聘”:这句话是该文引用的《春秋》里的句子。聘: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问的一种礼节。使者代表国君,他的身分应是卿;“小聘”则派大夫。贤:用作以动词。季子:公子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古以伯、仲、叔、季排行,因此以“季子”为字。《史记》称他“季札”。让国:辞让国君之位。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寿梦生前就想立季札,季札力辞,才立长子诸樊(即谒)。寿梦死后,诸樊又让位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止。谒:寿梦长子,一作“遏”,号诸樊。《春秋》经写作“吴子遏”,《左传》、《史记》称“诸樊”。馀祭:寿梦次子,《左传》记其名一作“戴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作“余蔡”。夷昧:寿梦三子。《左传》作“夷末”,《史记》作“馀昧”。迮(zé,又读zuò):仓促。尚:佑助。悔:咎,灾祸,这里指亡故。谒也死:谒在位十三年,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在伐楚战争中,中冷箭死于巢(今安徽巢县)。馀祭也死:馀祭在位四年(《史记》误作十七年),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视察战船时被看守战船的越国俘虏行刺身亡。夷昧也死:夷昧在位十七年(《史记》误作四年),前527年(鲁昭公十五年)卒。使而亡:出使在外。《史记·吴世家》所记与此不同:“王馀眛卒,季札让,逃去。”认为季札是为让位而逃走的。僚:《公羊传》这里说他是“长庶”,即吴王寿梦妾所生的长子,季札的异母兄。《史记·吴世家》则说他是“王馀眛之子”。以《公羊传》为是。阖庐(lǘ):公子光即吴王位后的号,《史记》说他是诸樊之子,《世本》说他是夷昧之子。专诸:伍子胥为公子光找到的勇士,前515年(吴王僚十三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喝酒,使专诸藏匕首于炙鱼之中,进食时取出匕首刺王僚胸而杀之。致国乎季子:把王位给季札。《史记·吴世家》谓阖庐刺杀王僚后即承吴王位,无让国于季札之意。延陵:春秋吴邑,今江苏常州。季札食邑于此,所以又号“延陵季子”。不名:不直称名。古人生三月取名,年二十行冠礼,另取字。对人表示尊敬,就称其字而不称名。不一而足:不因为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与今义不同。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馀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馀祭也立。馀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之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吴子派札来(鲁国)访问。”吴国本无所谓国君,无所谓大夫,这则记载为什么承认它有国君,有大夫呢?为了表明季子的贤啊。季子贤在哪里呢?辞让国君的位置啊。他辞让君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谒、馀祭、夷昧跟季子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季子年幼而有才干,兄长们都爱他,一起想立他做国君。谒说:“现在如果就这样仓促地把君位给他,季子还是不接受的。我愿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由弟弟依次接替哥哥做国君,最后把君位传给季子。”馀祭、夷昧都说行。所以几个哥哥在位时都勇敢不怕死,每次就餐必定祈祷,说:“上天如果让吴国存在下去,就保祐我们早点遭难吧。”所以谒死了,馀祭做国君。馀祭死了,夷昧做国君。夷昧死了,国君的位置应当属于季子了。季子出使在外,僚是寿梦的庶长子,就即位了。季子出访回国,一到就把僚当作国君。阖闾说:“先君所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要是遵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国君应该季子来做;要是不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我该是国君。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派专诸刺杀僚,而把国家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受了你给予的君位,这样我变成跟你一起篡位了。你杀了我哥哥,我又杀你,这样父子兄弟相残杀,一辈子没完没了了。”就离开国都到了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宫廷。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为义,以他的反对互相残杀为仁,称许季子的贤德。那么吴国为什么有国君,有大夫呢?既承认季子是臣,就应该有君啊。札是什么呢?吴季子的名啊。《春秋》对贤者不直称其名,这则记载为什么称名呢?认可夷狄,不能只凭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季子是被认为贤的,为什么季子还不够条件呢?认可做人臣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臣子;认可做人儿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儿子。(言外之意是:季子是夷狄之邦的臣子,是夷狄之王的儿子,就要在用语遣词上显示出这一点来。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
“吴子使札来聘”:这句话是该文引用的《春秋》里的句子。聘: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问的一种礼节。使者代表国君,他的身分应是卿;“小聘”则派大夫。贤:用作以动词。季子:公子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古以伯、仲、叔、季排行,因此以“季子”为字。《史记》称他“季札”。让国:辞让国君之位。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寿梦生前就想立季札,季札力辞,才立长子诸樊(即谒)。寿梦死后,诸樊又让位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止。谒:寿梦长子,一作“遏”,号诸樊。《春秋》经写作“吴子遏”,《左传》、《史记》称“诸樊”。馀祭:寿梦次子,《左传》记其名一作“戴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作“余蔡”。夷昧:寿梦三子。《左传》作“夷末”,《史记》作“馀昧”。迮(zé,又读zuò):仓促。尚:佑助。悔:咎,灾祸,这里指亡故。谒也死:谒在位十三年,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在伐楚战争中,中冷箭死于巢(今安徽巢县)。馀祭也死:馀祭在位四年(《史记》误作十七年),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视察战船时被看守战船的越国俘虏行刺身亡。夷昧也死:夷昧在位十七年(《史记》误作四年),前527年(鲁昭公十五年)卒。使而亡:出使在外。《史记·吴世家》所记与此不同:“王馀眛卒,季札让,逃去。”认为季札是为让位而逃走的。僚:《公羊传》这里说他是“长庶”,即吴王寿梦妾所生的长子,季札的异母兄。《史记·吴世家》则说他是“王馀眛之子”。以《公羊传》为是。阖庐(lǘ):公子光即吴王位后的号,《史记》说他是诸樊之子,《世本》说他是夷昧之子。专诸:伍子胥为公子光找到的勇士,前515年(吴王僚十三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喝酒,使专诸藏匕首于炙鱼之中,进食时取出匕首刺王僚胸而杀之。致国乎季子:把王位给季札。《史记·吴世家》谓阖庐刺杀王僚后即承吴王位,无让国于季札之意。延陵:春秋吴邑,今江苏常州。季札食邑于此,所以又号“延陵季子”。不名:不直称名。古人生三月取名,年二十行冠礼,另取字。对人表示尊敬,就称其字而不称名。不一而足:不因为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与今义不同。
隰(xí)桑有阿(ē),其叶有难(nuó)。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低湿的地方。阿:通“婀”,美。难:通“娜”,盛。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君子:指所爱者。沃:柔美。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幽:通“黝”,青黑色。德音:善言,此指情话。孔胶:很缠绵。
心乎爱矣,遐(xiá)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何。谓:告诉。
隰(xí)桑有阿(ē),其叶有难(nuó)。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洼地桑树多婀娜,叶儿茂盛掩枝柯。我看见了他,快乐的滋味无法言喻!
隰:低湿的地方。阿:通“婀”,美。难:通“娜”,盛。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洼地桑树多婀娜,枝柔叶嫩舞婆娑。我看见了他,如何叫我不快乐!
君子:指所爱者。沃:柔美。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洼地桑树多婀娜,叶儿浓密黑黝黝。我看见了他,说着情言爱语,体会着他执着的爱意。
幽:通“黝”,青黑色。德音:善言,此指情话。孔胶:很缠绵。
心乎爱矣,遐(xiá)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里对他深深爱恋,却欲说还休。心中对他有深深的爱意,哪天能够忘记?
遐:何。谓:告诉。
这首是《小雅》中少有的几篇爱情诗之一,但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学者囿于“雅”的缘故,从未有人当作写男女情事的诗来读,连最敢突破旧说的朱熹、姚际恒、方玉润诸人也不例外,他们与《诗序》不同,不视为“刺诗”,而认为是“喜见君子之诗”,已稍接近诗意,其中尤其是朱熹,解说此诗末章时,已引《楚辞·九歌·山鬼》的句子对照,他说:“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深,故发之迟而有之久也。”(《诗集传》)似乎已触及情诗内容。近人多不取旧说,除个别人认为“是写臣子恩宠于王侯,感恩图报之歌”外,一般都理解为爱情诗,且作为女词。
全诗前三章叠唱,从歌曲看,是一个调子的重复,从诗的抒情说,则是重章互足,意思有所补充。首章头两句“阿难”本是联绵词,字或作“阿傩”、“阿那”、“婀娜”。这里将“阿”、“难”拆开用,其义略有差别,如注所释。二、三章“难”换作“沃”、“幽”,除变韵外,还描写了桑叶的柔美与颜色。第三章的第四句对前两章意思的丰富更明显。前三章的头两句是起兴,诗人眼见洼地上桑林枝叶茂盛,浓翠欲滴,婀娜多姿,美极了。这正是青春美的象征。何况桑林浓荫之下,是少女少男幽会的最佳场所。诗人触景生情,想到她心爱的人,竟按捺不住心头的一阵狂喜,一阵冲动,前三章后两句写的就是这一想像中的情绪。她设想,如果见着自己心爱的人,那种快乐无法说,接着又补明——这不能叫自己不快乐。她愈想愈出神,也愈入迷,竟如醉如痴,似梦还醒,已完全沉浸在情人会面的欢乐之中,仿佛耳际听到他软语款款,情话绵绵。这甜蜜的轻声耳语,如胶似漆的恋情,叫她难以自已。前三章诗人所表现的如火一样炽热的爱情,显得是如此纯真、大胆、坦露,然而这只是她心里所设想的幽会场景,并非所经历的事实如此。所以当诗人从痴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现实,她就一下子变得怯弱羞涩起来,第四章所诉述的就是这一爱情苦恼和心理矛盾。本来她深爱着心上人,但又不敢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她反问自己:既然心里如此爱着他,何不向他和盘托出呢?她也许多次下过决心,一再自我鼓励,但是终于缺乏这种勇气,每当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至今仍是无可奈何的把“爱”深深藏在心底,然而这已萌芽了的爱情种子自会顽强生长。“何日忘之”正透露着这一爱情信息。相信总有那一天,这颗爱情种子定会像“隰桑”一样,枝盛叶茂,适时绽开美丽的爱情之花,结出幸福的爱情之果。“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两句叙情一波三折,具有极大概括力,是千古传颂的名句。
鹤鸣于九皋(gāo),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zhǔ)。乐彼之园,爰(yuán)有树檀(tán),其下维萚(tuò)。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九皋:皋,沼泽地。九:虚数,言沼泽之多。渊:深水,潭。渚:水中小洲,此处当指水滩。爰:于是。檀:古书中称檀的木很多,时无定指。常指豆科的黄檀,紫檀。萚:酸枣一类的灌木。一说“萚”乃枯落的枝叶。错:砺石,可以打磨玉器。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g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榖:树木名,即楮树,其树皮可作造纸原料。攻玉:谓将玉石琢磨成器。
参考资料:
鹤鸣于九皋(gāo),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zhǔ)。乐彼之园,爰(yuán)有树檀(tán),其下维萚(tuò)。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幽幽沼泽仙鹤鸣,声传四野真亮清。深深渊潭游鱼潜,有时浮到渚边停。在那园中真快乐,檀树高高有浓荫,下面灌木叶凋零。他方山上有佳石,可以用来磨玉英。
九皋:皋,沼泽地。九:虚数,言沼泽之多。渊:深水,潭。渚:水中小洲,此处当指水滩。爰:于是。檀:古书中称檀的木很多,时无定指。常指豆科的黄檀,紫檀。萚:酸枣一类的灌木。一说“萚”乃枯落的枝叶。错:砺石,可以打磨玉器。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g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幽幽沼泽仙鹤唳,鸣声响亮上云天。浅浅渚滩游鱼浮,有时潜入渊潭嬉。在那园中真快乐,檀树高高枝叶密,下面楮树矮又细。他方山上有佳石,可以用来琢玉器。
榖:树木名,即楮树,其树皮可作造纸原料。攻玉:谓将玉石琢磨成器。
参考资料:
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前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相似,只是押韵不同。关于诗的主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是“诲(周)宣王也”,郑笺补充说:“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举例证明鲁诗、齐诗、韩诗都与毛诗观点一致。到了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认为这是一篇意在劝人为善的作品。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祖毛、郑旧说而加以发展,说:“这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发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的诗,亦可称为‘招隐诗’。”这种说法较易为今人所理解。
先谈朱熹的说法。他分析第一章说:“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他将诗中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思想: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下之理”——即普遍真理。他的说法看起来很辩证,都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而且兼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他却是用程朱理学来说诗,这一点从他对第二章的解释中看得更加清楚。
《诗集传》释第二章结句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子说诗与朱子说诗,如出一辙,皆为引申之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然而是否为诗的本义呢,似乎很难说。
再谈今人程俊英关于此诗的解释。程先生在《诗经译注》中说:“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它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说。
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在广袤的荒野里,诗人听到鹤鸣之声,震动四野,高入云霄;然后看到游鱼一会儿潜入深渊,一会儿又跃上滩头。再向前看,只见一座园林,长着高大的檀树,檀树之下,堆着一层枯枝败叶。园林近旁,又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诗人因而想到这山上的石头,可以取作磨砺玉器的工具。诗中从听觉写到视觉,写到心中所感所思,一条意脉贯串全篇,结构十分完整,从而形成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有色有声,有情有景,因而也充满了诗意,读之不免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如此读诗,读者便会受到诗的艺术感染,产生无穷兴趣。若刻意求深,强作解人,未免有高深莫测之感。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